山西是华夏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重要地区，陶寺遗址表现了最早的王权和国家形态，与古史传说中的唐尧时代相互吻合。夏商周时代山西拥有最重要的铜矿资源和制铜技术，对青铜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。晋国从周初分封的“百里小国”开始，励精图治，开疆拓土，秉承传统，锐意创新，吸纳了周边诸侯国和北方草原文化的新鲜血液，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晋文化。以晋文化代表的中原文化，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。
陶寺文化是中国青铜文明萌芽阶段的代表。龙山文化晚期，方国文明如满天星斗，地处中原和北方文明交汇地带的陶寺融合众流，不仅在社会生产力上突飞猛进，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上也迈出关键一步。城市、大型公共建筑、贵族墓葬、文字、礼制性艺术、科学技术相继出现和成熟。在众多方国之中，陶寺脱颖而出，率先走向王国文明。这里就是最初的“中国”，也是青铜时代的先声。
商王朝国家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为王畿、四土（四方）和四至三个层次。王畿是以商邑为轴心的商地；四土（四方）位于王畿之外，由商王朝贵族、官吏统治区域和从属于商王朝的方国活动区域共同组成，这是开放且不稳定的区域；四至，位于四土（四方）之外，是商王朝和商文化势力影响地区。从山西商代青铜器的分布和不同文化特征，可以看到从早商到晚商国家政治疆域三个层次的历时性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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